理发师的女儿

今年冬天，我穿上这件毛衣的时候，用了两秒钟来想了一下我穿它有多少年了。很快我找到了一个事件作为参照，即我穿着这件毛衣第一次去那个理发店。

那是2012年初，我穿上这件新毛衣出门，走路半个钟头寻找一家理发店。我对理发师向来是极不忠的，从来不光顾同一个理发店两次——后来证明，现在我要讲的这个理发店是第一个能够拴住我的心的——当然，真正拴住我的心的是理发师的女儿。

一进门我就发现，这家理发店非常小，只有两位理发师——一对夫妇，就住在店里——也只有两个座位。除了第一次是她的父亲为我理发以外，后来每次都是她的母亲为我理的发。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没有注意到她，但她的父亲理发技术非常好——或者说出于巧合，理发结果让我非常满意，让我——谢天谢地——去了第二次。

于是，当我坐在理发椅上，不敢转动脖子的时候，她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或许是出于无聊——幸亏可以用无聊作为借口，我盯着她看了很久。经过后来多少次记忆的叠加，她的形象：倚在门框上，和正在为我理发的她的母亲说话——她想写完作业之后上一个小时的网。我的形象：脖子以下被白色的理发罩包裹着，表情木然，目光斜向左方——她的方向。

如果说我是逐渐才意识到我被她吸引了的话，这种感觉必然从第一次见到她便开始萌芽。这样才能解释我为何第三次、第四次、更多次地去了那家理发店——虽然从第二次，也就是从她的母亲为我理发开始，我已经不能为理发的结果感到满意了。那时的我对这种吸引的知觉无疑是迟钝的；我甚至花了好长时间才意识到，她的美部分源于她的新疆血统——因为他的父亲有新疆血统，这应当是显而易见的。

她确实是美的。我清楚地记得她的脸庞，她的身材，她的笑容。她的皮肤较黑，扎马尾辫，比同龄人略高些。我记得起她穿羽绒服，记得她穿一条喇叭牛仔裤，也记得她穿裙子，还记得她穿着小学的校服，袖子上有中队长的两道杠。在一次又一次的那几十分钟理发时间的积累当中——她甚至不是每次都会出现，我也逐渐地了解到：她从2012年九月开始上小学四年级，就在我2007年毕业的那所小学。

然而有好多事情我都忘记了，我毕竟有那么久没有见她。在我去那家理发店的最后几次里，我想我只再见过她两次——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那年秋天我去那家店理发，到结束时才发现我身上的钱不见了。丢了钱的懊恼加上无法付账的窘迫很快就一扫而空——当我向她的母亲承诺第二天将理发的钱送过去时，我已经为这个忽然产生的大胆的想法而自醉了：我要送给她一个礼物！表面是因为赊账向理发师夫妇致歉，实则利用一个礼物拉近我与理发师的女儿的距离——生活中任何戏剧性稍稍增强的地方都让人激动，这种激动又总是让人忘记，恰恰是戏剧性让生活开始产生裂痕。

当天晚上我就细心地准备好了我的礼物：一个玩具趴趴熊，用透明的礼品包装纸包好了。我在里面放上了一个卡片，写上了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了她我是那所小学的校友——并且从那里走到了全市最好的高中。一切准备就绪，我简直就像一个职业的引诱者——这确实不是我第一次做这类事情了——虽然卡片是一种那么让人为难的表达方式。

第二天中午放学，我便前往那家理发店。在倾盆的大雨里，那二十分钟的匆匆路程并不好走；我的鞋子湿透了，我记得那冰冷而快乐的感觉。这种快乐来得显然可疑，因为我大抵是更希望让她的父母喜欢我——博取一个中国女孩欢心的常用手段。我想象得到这样的场景：收到了卡片的女孩惶恐地将卡片反复阅读几遍，最终决定拿给母亲看；母亲会说，你看人家在全市最好的高中，而且冒着大雨将理发的钱送过来，你要多向人家学习……

进了店，她不在那里。付了理发的钱之后，我非常迅速地从背后的书包里一把掏出了那个礼物，飞速地塞进了她母亲的手里，“这是给您女儿的”，尴尬地微笑一下便转头离开了。动作基本行云流水，现场没有弄得太糟糕；这一幕飞速落幕了——下一幕该从哪里开始？

毫无疑问，她始终没有按照卡片上详尽的指示来联系我。最后几次在那里理发时，她的母亲也再也没有谈起我的那个礼物——或许这对她们来说过于可疑，过于不合宜，或者说完全不能理解我的感情？我本来便不是喜欢聊天的客人，我几乎从来不曾与理发师讲话；一切便都像没有发生过。若说她看见我在理发，便在房里躲着写作业不出来，却又是夸张了；我想我了解中国人处理这种可疑事件的惯常做法：无非是装作什么都不曾发生过罢了。

毕竟，我还不曾为我对她的感情定性——如果一个16岁的高中生能够对一个9岁的女孩怀有某种感情的话。我到底想从中获得什么？假如在某一个星期天下午，我获得了与她约会的机会——以辅导她完成作业为借口，我将长久地凝视她纯净的目光，我将会多么快乐！而这样的渴望，想必是让人害怕的吧。

我与那家理发店的故事一直持续了一年——我想我最后一次去那家理发店是2013年2月。那时我早已意识到我无法接近理发师的女儿，也最终无法忍受她的母亲那不合我心意的理发技巧。一切都发生得很自然。当我又一次走在去那家理发店的路上时，在还有几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拐了一个弯，进了另一家理发店。从此又开始了我每次光顾不同理发店的生活。

2013年6月末，高考结束的我回到我的小学母校去看望老师。那一天是小学的期末考试，焦急的家长顶着纷纷小雨堵在校门口盼着孩子们考完出来；我也和家长一起等着老师们结束工作。终于，学生们陆续出来了——这时我看见理发师的女儿，她在同龄的孩子之间显得那么出众。半年没有见到她，她更高了，更美了，笑容更让人心动了。她没有看见我——就算看见了我也不确定她能认出我。似乎在她的世界里，一切变化都那么平缓柔和：我闭上眼便可以想象她18岁时的样子，青涩和成熟的简单叠加；而我仅在这高三最后的半年里却经历了那么多险峻的变化，绝望、疲倦、迷惘让我变成了一团灰色的湿雾——而我越加渴望长久地凝视她纯净的目光，就像饮一潭月光映照下的冰凉的泉水。

阿灯的抑郁

最近生活变成了阿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他不知道在日记里写什么了。在这样一些夜晚，他忽然感觉到心中痛痒混杂，眼眶一酸就开始流泪，流得满脸都是。

如前所述，我的朋友阿灯每天都撰写日记。为了找到新鲜的素材他孜孜不倦地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但是生活对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最近他甚至经历了一个不短的抑郁期。众所周知，他称他的日记为情书，尽管它们一点儿也不符合情书的标准。我一向认为他可以在这些丰富的生活体验中找到人生的意义，直到我意识到他真的需要爱情了。

他的情书必须要有一个收信人了。可是他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个他理想中的姑娘，他为此非常沮丧，常常写着写着就大哭起来。我素来赞叹他不拘一格的生活方式，不明白他怎么忽然有了诸多的情感需求。毕竟这也是我和他经常谈论的话题，而且结论几乎总是情感是弱者的毒品，我们作为生活的高级玩家不能依赖如此虚无缥缈的东西。我的朋友阿灯更是以控制自己的感情见长，在丰富生活体验、撰写生动有趣的日记上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

经历了长久深切的交谈后，我终于明白他外表的强大只不过是狡猾的伪装。他之所以拥有常人所没有的敏锐知觉和神秘的诗人气质，正是因为他将感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一重要性正可以从他将日记命名为情书中看出来。他与生活谈了多年的恋爱，正如他单恋了一个女孩儿多年一样。可惜自己的生活都难以掌控，女孩儿的心思更是无从猜测了。对于他来说，爱情依赖于完全超自然的无法控制的力量，他在爱情面前从未打破完败的记录。

对他的这一观点我自然很赞同。爱情一贯被敏感的灵魂赋予这样的职责。但是我的朋友阿灯在我心中的形象是否有所改变了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不太喜欢抑郁期的阿灯，因为他整天谈论的就是爱情，除了爱情没有其他任何主题了。就算这是他一切灵感的源泉，这也不是一个应该每日谈论的话题。他是要成为艺术家的人，他的任务是创造，是写出优秀的情书，而不是找到他理想的收信人。正如一个数学家不能因为沉迷一个基本的命题而放弃对于更加复杂结论的构建一样，就算我再理解阿灯的苦闷，我也必须激励他继续创造——也就是说继续孤独下去。

我知道阿灯需要许多的时间来恢复他从前的状态，正如我知道许多优秀的艺术家都曾在一时陷入了情感的漩涡丧失创造力一样。但这些优秀的艺术家最终将能把这些泪水浸湿的夜晚转化成可贵的灵感，我真挚希望我的朋友阿灯能够有同样的意志力。对于所有人来说生活都很艰辛，如果阿灯更加能够体会其艰辛，他也更加能够从中创造出超越生活之上的文学生活。


（阿灯的故事另见《我为什么咬舌头》、《原气味》、《活头发》、《畀（bì）》、《肠子》）

独角兽的独角戏

今年春天，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肯德基，旁边桌子的一位中年妇女很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只点了一杯豆浆，椅子旁堆着几个手提袋。她衣着陈旧但是干净。她的头发是全部剃光之后又长了几个星期的样子。但我还是花了不少的时间才确定她是精神病患者的。

以上的观察不能让任何一个肯德基的顾客显得有趣，来这里的人都已经见过了太多的人。而一个人坐在四人座上，对着桌子对面的虚空说话，则可算一个疑点了，甚至是精神疾患的充分条件了。看见这样的场面，对任何一个人的震动都是可想而知的。

任何人都必然是要感叹其他人对她的不理解的，即便大家都能认可这种不理解。你相信在她的眼中她一定有一个倾听者，因为她的故事讲得那么绘声绘色，观点发表得那么真挚坦诚，忧虑那么真切，教诲那么语重心长。她可以说服任何人。她的语调时高时低，音量有大有小，手势得体，表情丰富。还有那些咂嘴、瘪嘴！任何人都必然希望——甚至在最初的那十分钟里一直保持这一希望——她只是一个在忘我地排练的话剧演员。

可惜那个世界我也不了解。我只知道布勒东从来都否定精神疾病的存在，撰文抨击精神病医师对待那些“通灵者”的 专制，从邂逅娜嘉直到她进精神病院一直热情地观察她、从她当中看到自己的理想。后来的越来越多的人也秉承同样的信念，对这些一脚踏进超现实世界大门的病人们满怀崇敬，反对理性概念的建立，一心要向那个不被理解的世界靠拢。

我对文学是否抱了足够深的信仰，以至可以忽略我对脑神经科学的同样强烈的兴趣？我只能像所有普通人一样，在不能理解的东西面前感叹一番后继续前行，与其直接跳入深潭不如从浅水处慢慢摸索。我不觉得我可以理解更多，至少在我现在的精神状态下。

而作为无名的路人，将他人当作奇珍来观察似乎是残忍的。不管是天才还是可怜人，独角兽总是有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和它擦肩而过，而我过于尊敬它以至于绝对不忍心惊动它，甚至无法长久地注视它。独角兽所要演的必定是独角戏，我所能景仰的也只不过是它的孤独。

今天我一个人坐在咖啡馆，旁边有两个中年妇女正在谈话。她们总是可以从下午两点谈到七点，两个人都热情地参与其中，内容充满了观察与观点。我看着其中一位丰富的表情手势、多样的音调变化，忽然想到，如果她的对面并没有另一位谈话者该是如何！或许有或没有并没有任何差别。只是恐怕我不会幸运到能够再一次接近另一个世界，生活不该给我那么多机会。但愿我的想象力已经足够——至少这家咖啡馆能不再显得那么低俗，比肯德基还要低俗。

彩色椅子

依然是教学楼后面那个小道上，多少次我走过那把椅子。我和它都习以为常彼此的存在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小道边的杂草丛里会有一把彩色的椅子，它也没有想过我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在小道上走来走去——当然，它从来没有思考过任何事情，这一点我们不同。

我称它为彩色而不是彩绘，这样听起来不那么人工。然而它的土黄色椅背上的红色、绿色、白色、黄色的涂料显然是人工的作品。颜色涂得那么的拙劣，也没有可以辨认的图案，像是出自小孩儿的手笔，以至这把椅子每每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时，总像是给幼儿园班的孩子坐的迷你椅子。而我每次实际见到它时，总要惊讶地发现它实际上没有那么小，然后便惊叹于我这个顽固的错觉，有趣的、值得回味的错觉。

它的款式既是那么陈旧，土黄色的表面显得那么劣质，恐怕只能是学校多年前一次桌椅采购中的余孽。可是为什么要采购这样小的椅子呢？虽说可供一个成年人坐，但这个椅子还是比我平时见到的椅子都要小。

后来我便有了新的理论。因为当我想起它的时候，为它加上了另一个环境：阁楼里盖满了灰尘的杂物间，在大大小小的箱子、晾衣杆、拖把、以及朽木的架子旁边，有一扇小小的椅子——为了踩上去，去拿放在架子顶层的那个价值连城的宝箱。有了环境自然就有了故事。建筑工人家庭中的顽皮的孩子总是偷偷地溜到阁楼上探险，发现了一把和它身高相称的椅子，又发现了几桶几乎要放干了涂料，就拿起刷子想将大人灌输给它的那几个画面重现在椅背上。大树、太阳、房子或者是鸡蛋、花朵，可惜没有办法全部画在这个小小的画板上。孩子的注意力被其他的东西吸引过去了，刷子就随手丢在木地板上，椅子上的色彩慢慢干了。后来父亲随着工程队到一所高中去粉刷后墙，去阁楼找一些工具时随手就把那把椅子带走了。工人忘记了他的椅子，椅子成了学校的财产。清洁工们熟悉它，时常挪动它的位置。

一个完整的故事好歹是对我自己的一个交待。因为我也熟悉它，几乎每天我都和它静静地对视那么一会儿。无疑有人在挪动它，但我总是禁不住想象是它自己在移动。有的时候它喜欢蹲在楼后的通道旁边，摆出石狮子的威严；有的时候它到了配电房背后隐秘的地方，威慑那些到此偷偷吸烟的高中生。它的外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总是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它的小小的存在，彩色的存在，被人遗忘的存在，可是为什么呢？可叹其他那么多无意义存在不曾唤起我同样的敬意。

肠子

我的朋友阿灯说，他在教学楼后面的小道旁看见了一段肠子。我知道他肯定是瞎说呢，现实不是小说。但是我还是要去看一看，因为能够被阿灯想象为肠子的东西一定也能够激起我的想象。

他并没有为我指示方向，我想像肠子的东西应该还是很好辨认的。没走几下我就找到了，在楼房脚下的墙根处——我想那样的结构应该有一根长长的白色水管从顶楼沿墙而下，可那里没有水管——有一段肠子。就算没有阿灯的描述的影响，我也有可能将那个东西认作肠子；但既然凭着证伪的信心前往，我很快就看出了它的实质。

那是一块油漆或者别的什么涂料，可能是从刷子上甩下来的因而呈现粗细适中的条状；一部分溅在墙上，另一部分流在地面上，远看颇有立体感；颜色是难以形容的，远看有点粉红色，近看又像鲜艳的橙红色。要说是一段肠子，除了颜色特征和条状外形以外，恰好符合我们所想象地，并非是身体内部盘曲交错的一大团，而是从肚子里胡乱地抽出来的不太长的一截。既然在墙角，这个故事很显然的就是一个人抽出了肠子之后十分惊慌不知所措，扯断了一截随手扔向墙角，其中一段就挂在了墙上，其余惨淡下垂，在地上形成一摊红红的东西。

或许是两个相爱的人，在这楼房背后的小道上并肩散步的时候发生了争执，男人拿出刀捅了女人，刀在柔软的腹部搅了一搅，抽出的时候就带上了一段肠子。男人在盛怒褪去后的惊吓与悔恨中将肠子连同刀扔向了墙角，捧起女人的脸想让她坚持住，想要说声对不起，想要说声我爱你，想要给她最后一个长长的吻，而粗糙的双手在女人美丽的脸庞上糊满了鲜血。

我的朋友阿灯显然是爱这样的故事的，他千篇一律的情书就需要这样浓烈的爱恨情仇来拯救。正如我说的，现实不是小说，但是我们谁不幻想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戏剧性？我们总是懒于从虚空中建立起宏伟的空中楼阁，或者说我们贫乏的想象力不能使用有限的材料建造出令我们满意的奇异景观，因此所谓的灵感不得不依赖于某个从天而降的霹雳，在其劈出的生活断层的辅助下得以滋生。我们是故意要把一滩油漆说成是肠子的，否则我们平庸的才华简直无法从中看到诗意，势必要厌弃它了。

是不是有人能自己往墙角甩一刷油漆，放弃任何蹩脚的联想，就为那些缓慢下滑油漆斑点写一首史诗呢？是不是有人能有耐心描写一段肠子的每一个褶皱，不管不问它为什么被人取出来切断了摆在案头呢？是不是有人能不借助戏剧性的出现而让所有平淡无奇的瞬间都变成长久的震撼呢？我和阿灯终究是不能的。


（阿灯的故事另见《我为什么咬舌头》、《原气味》、《活头发》、《畀（bì）》）

F

有一天我在教学楼的后面的铺了鹅卵石的小道上看到了一个字母F。

一个白色的字母F，或者说是一个F的形状的白色塑料泡沫块，就这样躺在地上，周围没有别的塑料泡沫或者字母了。它一点也不大，但是注意到它简直是必然的。字母终归是纯乎人工的造物，简单而独一的符号学形象并不会轻易隐没在鹅卵石与草本植物之间，何况人的视觉总是在寻找着能够立即读懂的人造的意义呢。

这个闯入我的视觉的白色物体的本质不需要我的猜测了，我是走到离它很近的地方才意识到它的存在的，它是塑料泡沫的，可以轻易地用小刀制成。我的第一个问题就变成，制作它的人到底是不是想要做一个字母F呢？考虑到我已经认清了它的材质，我也不用多想就将它捡起来，拿在手上仔细研究。相较于最平凡的字体的F来说，它唯一的不同是上面那一横的右端并非直角，而是倾斜的，这一点对辨识它的影响太小，因为绝对不能否定它是一个人造的字母——这或许是一念之间使用的新字体的小调整罢了。除此之外，每一个断面都很光滑，很可能经过了修整，这无疑是支持它是一个字母的；要是为了别的什么形状而切下F形的边角料，并不需要这样光滑的侧面，普通刀子的大小以及锋利程度也恐怕难以让人随心所欲地切下这样的形状。

但是对于所有的字母F我们都可以有这种解释：这是一个把只有两个齿的梳子。对于很容易控制形状的材料，我们难保不会突然想到把它裁切成梳子的样子，这种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总比一大块没有意义的材料要让人可亲。而往往材料有限，刀子又太大，只好给它两个齿了——如果是一个齿，那也太不像话了，根本就没有梳子的样子。不过这个解释在这个白色塑料泡沫F前不很站得住脚，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辛辛苦苦做出F出来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将它拿起来刮刮自己的头发，没有任何成就感可以体验。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有人准备用塑料泡沫做一系列的字母，可是F这一个他不满意，就随手往窗外一扔，任它飘落在这里了。这无非是一个老套的随手扔垃圾的故事，而且因其主体是难以降解的泡沫塑料而更加险恶，但幸好学校是有专人打扫的，即使是教学楼背后罕有人至的小道也会立刻清扫。而用泡沫塑料制作字母倒是不错的想法，成本低廉，可以精确控制形状，容易上色，容易保存，而且贴出去后厚厚的一块很有立体感。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有接受到过这样的任务，但以后如果哪里需要制作一些字母我大概会想到塑料泡沫。

如果它是被人有意识地放在这里的，选择字母F很可能是最合适或者最不合适的。承蒙一个享誉英语辞海的单词，F word 有了一个人尽皆知的解释，这是别的字母所没有的待遇，这是一层光晕，既可以说是后天人为加成的强大气势，也可以说是确从定一个字母的读音起就注定了的性格定向。不管怎么说，仅凭一个词，有人躲避它，有人青睐它，F就在作为字母的独特性上又增加了一层独特性。只不过在汉语世界里F远没有如此多的意义，将一个字母F刻意地放在地上，别说要让人感觉发出惊叹或感到被冒犯，就连让人驻足联想也很难实现了。

螃蟹

有一天我看见一只螃蟹趴在教学楼的走廊里。

当然这不是一只真正的螃蟹。首先，它的身体是的一个很大的圆盘，圆得过于完美以至不能是甲壳类动物的一员。其次，它的脚特别多，三百六十度角地伸出来，大概有几百只。但我想，这或许就是螃蟹的进化方向呢。节肢动物向来显得警惕，有着让人胆寒的气势——是否未来的螃蟹就会有更多坚硬的脚，有着更圆更扁的甲壳，就像现在我看见的这个东西一样，看见了就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呢？

但这显然也不是某个如我一样爱幻想的人为进化的下一阶段的螃蟹制作的模型。它过于粗劣，过于迟钝，缺乏美感。你看见它静态地趴在地上的样子，就可以听到它吃力地缓缓爬动的时候骨节摩擦的令人不快的声音。正因为它的腿是那么多那么僵硬粗糙，那摩擦将是惊人的，将会消耗巨大的能量，使它举步维艰，而凝滞的爬动必将再次变回永恒的疲倦的俯卧。但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它如果动起来将会是往哪个方向前进。因为它是完全对称的，不存在正面背面，可以说像一个圆盘形的不明飞行物一样，可以依照内部发出的指令选择任意一个前进方向。

当然我很快就明白它是不会动的，因为它显然不是生物，而只是一大串钥匙。为傍晚的空荡荡的教学楼锁上每一间教室门的职工将几百把钥匙连同圆形的钥匙圈放在了某一个教室门口的地面上，让所以的钥匙背向圆心舒展开来，就像充满敌意的军事设施，向所有的方向架起大炮，威慑那些胆敢破坏城池的对称性的人。他大概在锁门的时候想去上厕所了，因此就将钥匙就地放下，反正这教学楼已经全空了，除了我这个迟迟不走的多事人以外。

可惜我从头至尾没有看见他的身影，只看见昏黑的楼道里的趴着一只孤零零的丑陋的大螃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联想到过螃蟹，或者是盛开的灰色向日葵，或者是别的什么，以让他在将钥匙串放在地上的时候格外注意斯四面八方的对称性，格外注意是否每个钥匙都完美地指向背离圆心的方向。但我消极地猜测，长年累月的重复的工作让他失去了做这样的联想的热情；这一在我眼中绝非每天都能见到的奇异画面，于他来说只象征着沉重的日间工作的结束与夜间工作的开始，而就连当初新上岗时兴许关乎螃蟹的联想的记忆也都淡化乃至磨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