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角兽的独角戏

今年春天，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肯德基，旁边桌子的一位中年妇女很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只点了一杯豆浆，椅子旁堆着几个手提袋。她衣着陈旧但是干净。她的头发是全部剃光之后又长了几个星期的样子。但我还是花了不少的时间才确定她是精神病患者的。

以上的观察不能让任何一个肯德基的顾客显得有趣，来这里的人都已经见过了太多的人。而一个人坐在四人座上，对着桌子对面的虚空说话，则可算一个疑点了，甚至是精神疾患的充分条件了。看见这样的场面，对任何一个人的震动都是可想而知的。

任何人都必然是要感叹其他人对她的不理解的，即便大家都能认可这种不理解。你相信在她的眼中她一定有一个倾听者，因为她的故事讲得那么绘声绘色，观点发表得那么真挚坦诚，忧虑那么真切，教诲那么语重心长。她可以说服任何人。她的语调时高时低，音量有大有小，手势得体，表情丰富。还有那些咂嘴、瘪嘴！任何人都必然希望——甚至在最初的那十分钟里一直保持这一希望——她只是一个在忘我地排练的话剧演员。

可惜那个世界我也不了解。我只知道布勒东从来都否定精神疾病的存在，撰文抨击精神病医师对待那些“通灵者”的 专制，从邂逅娜嘉直到她进精神病院一直热情地观察她、从她当中看到自己的理想。后来的越来越多的人也秉承同样的信念，对这些一脚踏进超现实世界大门的病人们满怀崇敬，反对理性概念的建立，一心要向那个不被理解的世界靠拢。

我对文学是否抱了足够深的信仰，以至可以忽略我对脑神经科学的同样强烈的兴趣？我只能像所有普通人一样，在不能理解的东西面前感叹一番后继续前行，与其直接跳入深潭不如从浅水处慢慢摸索。我不觉得我可以理解更多，至少在我现在的精神状态下。

而作为无名的路人，将他人当作奇珍来观察似乎是残忍的。不管是天才还是可怜人，独角兽总是有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和它擦肩而过，而我过于尊敬它以至于绝对不忍心惊动它，甚至无法长久地注视它。独角兽所要演的必定是独角戏，我所能景仰的也只不过是它的孤独。

今天我一个人坐在咖啡馆，旁边有两个中年妇女正在谈话。她们总是可以从下午两点谈到七点，两个人都热情地参与其中，内容充满了观察与观点。我看着其中一位丰富的表情手势、多样的音调变化，忽然想到，如果她的对面并没有另一位谈话者该是如何！或许有或没有并没有任何差别。只是恐怕我不会幸运到能够再一次接近另一个世界，生活不该给我那么多机会。但愿我的想象力已经足够——至少这家咖啡馆能不再显得那么低俗，比肯德基还要低俗。

彩色椅子

依然是教学楼后面那个小道上，多少次我走过那把椅子。我和它都习以为常彼此的存在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小道边的杂草丛里会有一把彩色的椅子，它也没有想过我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在小道上走来走去——当然，它从来没有思考过任何事情，这一点我们不同。

我称它为彩色而不是彩绘，这样听起来不那么人工。然而它的土黄色椅背上的红色、绿色、白色、黄色的涂料显然是人工的作品。颜色涂得那么的拙劣，也没有可以辨认的图案，像是出自小孩儿的手笔，以至这把椅子每每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时，总像是给幼儿园班的孩子坐的迷你椅子。而我每次实际见到它时，总要惊讶地发现它实际上没有那么小，然后便惊叹于我这个顽固的错觉，有趣的、值得回味的错觉。

它的款式既是那么陈旧，土黄色的表面显得那么劣质，恐怕只能是学校多年前一次桌椅采购中的余孽。可是为什么要采购这样小的椅子呢？虽说可供一个成年人坐，但这个椅子还是比我平时见到的椅子都要小。

后来我便有了新的理论。因为当我想起它的时候，为它加上了另一个环境：阁楼里盖满了灰尘的杂物间，在大大小小的箱子、晾衣杆、拖把、以及朽木的架子旁边，有一扇小小的椅子——为了踩上去，去拿放在架子顶层的那个价值连城的宝箱。有了环境自然就有了故事。建筑工人家庭中的顽皮的孩子总是偷偷地溜到阁楼上探险，发现了一把和它身高相称的椅子，又发现了几桶几乎要放干了涂料，就拿起刷子想将大人灌输给它的那几个画面重现在椅背上。大树、太阳、房子或者是鸡蛋、花朵，可惜没有办法全部画在这个小小的画板上。孩子的注意力被其他的东西吸引过去了，刷子就随手丢在木地板上，椅子上的色彩慢慢干了。后来父亲随着工程队到一所高中去粉刷后墙，去阁楼找一些工具时随手就把那把椅子带走了。工人忘记了他的椅子，椅子成了学校的财产。清洁工们熟悉它，时常挪动它的位置。

一个完整的故事好歹是对我自己的一个交待。因为我也熟悉它，几乎每天我都和它静静地对视那么一会儿。无疑有人在挪动它，但我总是禁不住想象是它自己在移动。有的时候它喜欢蹲在楼后的通道旁边，摆出石狮子的威严；有的时候它到了配电房背后隐秘的地方，威慑那些到此偷偷吸烟的高中生。它的外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总是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它的小小的存在，彩色的存在，被人遗忘的存在，可是为什么呢？可叹其他那么多无意义存在不曾唤起我同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