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12, 2013
独角兽的独角戏
今年春天,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肯德基,旁边桌子的一位中年妇女很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只点了一杯豆浆,椅子旁堆着几个手提袋。她衣着陈旧但是干净。她的头发是全部剃光之后又长了几个星期的样子。但我还是花了不少的时间才确定她是精神病患者的。
以上的观察不能让任何一个肯德基的顾客显得有趣,来这里的人都已经见过了太多的人。而一个人坐在四人座上,对着桌子对面的虚空说话,则可算一个疑点了,甚至是精神疾患的充分条件了。看见这样的场面,对任何一个人的震动都是可想而知的。
任何人都必然是要感叹其他人对她的不理解的,即便大家都能认可这种不理解。你相信在她的眼中她一定有一个倾听者,因为她的故事讲得那么绘声绘色,观点发表得那么真挚坦诚,忧虑那么真切,教诲那么语重心长。她可以说服任何人。她的语调时高时低,音量有大有小,手势得体,表情丰富。还有那些咂嘴、瘪嘴!任何人都必然希望——甚至在最初的那十分钟里一直保持这一希望——她只是一个在忘我地排练的话剧演员。
可惜那个世界我也不了解。我只知道布勒东从来都否定精神疾病的存在,撰文抨击精神病医师对待那些“通灵者”的 专制,从邂逅娜嘉直到她进精神病院一直热情地观察她、从她当中看到自己的理想。后来的越来越多的人也秉承同样的信念,对这些一脚踏进超现实世界大门的病人们满怀崇敬,反对理性概念的建立,一心要向那个不被理解的世界靠拢。
我对文学是否抱了足够深的信仰,以至可以忽略我对脑神经科学的同样强烈的兴趣?我只能像所有普通人一样,在不能理解的东西面前感叹一番后继续前行,与其直接跳入深潭不如从浅水处慢慢摸索。我不觉得我可以理解更多,至少在我现在的精神状态下。
而作为无名的路人,将他人当作奇珍来观察似乎是残忍的。不管是天才还是可怜人,独角兽总是有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和它擦肩而过,而我过于尊敬它以至于绝对不忍心惊动它,甚至无法长久地注视它。独角兽所要演的必定是独角戏,我所能景仰的也只不过是它的孤独。
今天我一个人坐在咖啡馆,旁边有两个中年妇女正在谈话。她们总是可以从下午两点谈到七点,两个人都热情地参与其中,内容充满了观察与观点。我看着其中一位丰富的表情手势、多样的音调变化,忽然想到,如果她的对面并没有另一位谈话者该是如何!或许有或没有并没有任何差别。只是恐怕我不会幸运到能够再一次接近另一个世界,生活不该给我那么多机会。但愿我的想象力已经足够——至少这家咖啡馆能不再显得那么低俗,比肯德基还要低俗。
彩色椅子
依然是教学楼后面那个小道上,多少次我走过那把椅子。我和它都习以为常彼此的存在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小道边的杂草丛里会有一把彩色的椅子,它也没有想过我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在小道上走来走去——当然,它从来没有思考过任何事情,这一点我们不同。
我称它为彩色而不是彩绘,这样听起来不那么人工。然而它的土黄色椅背上的红色、绿色、白色、黄色的涂料显然是人工的作品。颜色涂得那么的拙劣,也没有可以辨认的图案,像是出自小孩儿的手笔,以至这把椅子每每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时,总像是给幼儿园班的孩子坐的迷你椅子。而我每次实际见到它时,总要惊讶地发现它实际上没有那么小,然后便惊叹于我这个顽固的错觉,有趣的、值得回味的错觉。
它的款式既是那么陈旧,土黄色的表面显得那么劣质,恐怕只能是学校多年前一次桌椅采购中的余孽。可是为什么要采购这样小的椅子呢?虽说可供一个成年人坐,但这个椅子还是比我平时见到的椅子都要小。
后来我便有了新的理论。因为当我想起它的时候,为它加上了另一个环境:阁楼里盖满了灰尘的杂物间,在大大小小的箱子、晾衣杆、拖把、以及朽木的架子旁边,有一扇小小的椅子——为了踩上去,去拿放在架子顶层的那个价值连城的宝箱。有了环境自然就有了故事。建筑工人家庭中的顽皮的孩子总是偷偷地溜到阁楼上探险,发现了一把和它身高相称的椅子,又发现了几桶几乎要放干了涂料,就拿起刷子想将大人灌输给它的那几个画面重现在椅背上。大树、太阳、房子或者是鸡蛋、花朵,可惜没有办法全部画在这个小小的画板上。孩子的注意力被其他的东西吸引过去了,刷子就随手丢在木地板上,椅子上的色彩慢慢干了。后来父亲随着工程队到一所高中去粉刷后墙,去阁楼找一些工具时随手就把那把椅子带走了。工人忘记了他的椅子,椅子成了学校的财产。清洁工们熟悉它,时常挪动它的位置。
一个完整的故事好歹是对我自己的一个交待。因为我也熟悉它,几乎每天我都和它静静地对视那么一会儿。无疑有人在挪动它,但我总是禁不住想象是它自己在移动。有的时候它喜欢蹲在楼后的通道旁边,摆出石狮子的威严;有的时候它到了配电房背后隐秘的地方,威慑那些到此偷偷吸烟的高中生。它的外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总是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它的小小的存在,彩色的存在,被人遗忘的存在,可是为什么呢?可叹其他那么多无意义存在不曾唤起我同样的敬意。
Sunday, January 6, 2013
肠子
我的朋友阿灯说,他在教学楼后面的小道旁看见了一段肠子。我知道他肯定是瞎说呢,现实不是小说。但是我还是要去看一看,因为能够被阿灯想象为肠子的东西一定也能够激起我的想象。
他并没有为我指示方向,我想像肠子的东西应该还是很好辨认的。没走几下我就找到了,在楼房脚下的墙根处——我想那样的结构应该有一根长长的白色水管从顶楼沿墙而下,可那里没有水管——有一段肠子。就算没有阿灯的描述的影响,我也有可能将那个东西认作肠子;但既然凭着证伪的信心前往,我很快就看出了它的实质。
那是一块油漆或者别的什么涂料,可能是从刷子上甩下来的因而呈现粗细适中的条状;一部分溅在墙上,另一部分流在地面上,远看颇有立体感;颜色是难以形容的,远看有点粉红色,近看又像鲜艳的橙红色。要说是一段肠子,除了颜色特征和条状外形以外,恰好符合我们所想象地,并非是身体内部盘曲交错的一大团,而是从肚子里胡乱地抽出来的不太长的一截。既然在墙角,这个故事很显然的就是一个人抽出了肠子之后十分惊慌不知所措,扯断了一截随手扔向墙角,其中一段就挂在了墙上,其余惨淡下垂,在地上形成一摊红红的东西。
或许是两个相爱的人,在这楼房背后的小道上并肩散步的时候发生了争执,男人拿出刀捅了女人,刀在柔软的腹部搅了一搅,抽出的时候就带上了一段肠子。男人在盛怒褪去后的惊吓与悔恨中将肠子连同刀扔向了墙角,捧起女人的脸想让她坚持住,想要说声对不起,想要说声我爱你,想要给她最后一个长长的吻,而粗糙的双手在女人美丽的脸庞上糊满了鲜血。
我的朋友阿灯显然是爱这样的故事的,他千篇一律的情书就需要这样浓烈的爱恨情仇来拯救。正如我说的,现实不是小说,但是我们谁不幻想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戏剧性?我们总是懒于从虚空中建立起宏伟的空中楼阁,或者说我们贫乏的想象力不能使用有限的材料建造出令我们满意的奇异景观,因此所谓的灵感不得不依赖于某个从天而降的霹雳,在其劈出的生活断层的辅助下得以滋生。我们是故意要把一滩油漆说成是肠子的,否则我们平庸的才华简直无法从中看到诗意,势必要厌弃它了。
是不是有人能自己往墙角甩一刷油漆,放弃任何蹩脚的联想,就为那些缓慢下滑油漆斑点写一首史诗呢?是不是有人能有耐心描写一段肠子的每一个褶皱,不管不问它为什么被人取出来切断了摆在案头呢?是不是有人能不借助戏剧性的出现而让所有平淡无奇的瞬间都变成长久的震撼呢?我和阿灯终究是不能的。
(阿灯的故事另见《我为什么咬舌头》、《原气味》、《活头发》、《畀(bì)》)
F
有一天我在教学楼的后面的铺了鹅卵石的小道上看到了一个字母F。
一个白色的字母F,或者说是一个F的形状的白色塑料泡沫块,就这样躺在地上,周围没有别的塑料泡沫或者字母了。它一点也不大,但是注意到它简直是必然的。字母终归是纯乎人工的造物,简单而独一的符号学形象并不会轻易隐没在鹅卵石与草本植物之间,何况人的视觉总是在寻找着能够立即读懂的人造的意义呢。
这个闯入我的视觉的白色物体的本质不需要我的猜测了,我是走到离它很近的地方才意识到它的存在的,它是塑料泡沫的,可以轻易地用小刀制成。我的第一个问题就变成,制作它的人到底是不是想要做一个字母F呢?考虑到我已经认清了它的材质,我也不用多想就将它捡起来,拿在手上仔细研究。相较于最平凡的字体的F来说,它唯一的不同是上面那一横的右端并非直角,而是倾斜的,这一点对辨识它的影响太小,因为绝对不能否定它是一个人造的字母——这或许是一念之间使用的新字体的小调整罢了。除此之外,每一个断面都很光滑,很可能经过了修整,这无疑是支持它是一个字母的;要是为了别的什么形状而切下F形的边角料,并不需要这样光滑的侧面,普通刀子的大小以及锋利程度也恐怕难以让人随心所欲地切下这样的形状。
但是对于所有的字母F我们都可以有这种解释:这是一个把只有两个齿的梳子。对于很容易控制形状的材料,我们难保不会突然想到把它裁切成梳子的样子,这种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总比一大块没有意义的材料要让人可亲。而往往材料有限,刀子又太大,只好给它两个齿了——如果是一个齿,那也太不像话了,根本就没有梳子的样子。不过这个解释在这个白色塑料泡沫F前不很站得住脚,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辛辛苦苦做出F出来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将它拿起来刮刮自己的头发,没有任何成就感可以体验。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有人准备用塑料泡沫做一系列的字母,可是F这一个他不满意,就随手往窗外一扔,任它飘落在这里了。这无非是一个老套的随手扔垃圾的故事,而且因其主体是难以降解的泡沫塑料而更加险恶,但幸好学校是有专人打扫的,即使是教学楼背后罕有人至的小道也会立刻清扫。而用泡沫塑料制作字母倒是不错的想法,成本低廉,可以精确控制形状,容易上色,容易保存,而且贴出去后厚厚的一块很有立体感。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有接受到过这样的任务,但以后如果哪里需要制作一些字母我大概会想到塑料泡沫。
如果它是被人有意识地放在这里的,选择字母F很可能是最合适或者最不合适的。承蒙一个享誉英语辞海的单词,F word 有了一个人尽皆知的解释,这是别的字母所没有的待遇,这是一层光晕,既可以说是后天人为加成的强大气势,也可以说是确从定一个字母的读音起就注定了的性格定向。不管怎么说,仅凭一个词,有人躲避它,有人青睐它,F就在作为字母的独特性上又增加了一层独特性。只不过在汉语世界里F远没有如此多的意义,将一个字母F刻意地放在地上,别说要让人感觉发出惊叹或感到被冒犯,就连让人驻足联想也很难实现了。
螃蟹
有一天我看见一只螃蟹趴在教学楼的走廊里。
当然这不是一只真正的螃蟹。首先,它的身体是的一个很大的圆盘,圆得过于完美以至不能是甲壳类动物的一员。其次,它的脚特别多,三百六十度角地伸出来,大概有几百只。但我想,这或许就是螃蟹的进化方向呢。节肢动物向来显得警惕,有着让人胆寒的气势——是否未来的螃蟹就会有更多坚硬的脚,有着更圆更扁的甲壳,就像现在我看见的这个东西一样,看见了就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呢?
但这显然也不是某个如我一样爱幻想的人为进化的下一阶段的螃蟹制作的模型。它过于粗劣,过于迟钝,缺乏美感。你看见它静态地趴在地上的样子,就可以听到它吃力地缓缓爬动的时候骨节摩擦的令人不快的声音。正因为它的腿是那么多那么僵硬粗糙,那摩擦将是惊人的,将会消耗巨大的能量,使它举步维艰,而凝滞的爬动必将再次变回永恒的疲倦的俯卧。但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它如果动起来将会是往哪个方向前进。因为它是完全对称的,不存在正面背面,可以说像一个圆盘形的不明飞行物一样,可以依照内部发出的指令选择任意一个前进方向。
当然我很快就明白它是不会动的,因为它显然不是生物,而只是一大串钥匙。为傍晚的空荡荡的教学楼锁上每一间教室门的职工将几百把钥匙连同圆形的钥匙圈放在了某一个教室门口的地面上,让所以的钥匙背向圆心舒展开来,就像充满敌意的军事设施,向所有的方向架起大炮,威慑那些胆敢破坏城池的对称性的人。他大概在锁门的时候想去上厕所了,因此就将钥匙就地放下,反正这教学楼已经全空了,除了我这个迟迟不走的多事人以外。
可惜我从头至尾没有看见他的身影,只看见昏黑的楼道里的趴着一只孤零零的丑陋的大螃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联想到过螃蟹,或者是盛开的灰色向日葵,或者是别的什么,以让他在将钥匙串放在地上的时候格外注意斯四面八方的对称性,格外注意是否每个钥匙都完美地指向背离圆心的方向。但我消极地猜测,长年累月的重复的工作让他失去了做这样的联想的热情;这一在我眼中绝非每天都能见到的奇异画面,于他来说只象征着沉重的日间工作的结束与夜间工作的开始,而就连当初新上岗时兴许关乎螃蟹的联想的记忆也都淡化乃至磨灭了。
Friday, August 31, 2012
洋葱
今年春天的某一个周六下午,我穿过中山公园从学校走回家。这条路线是非常固定的,其中要穿过一小片杉树林。这一天我在一株杉树附近的土地上看到了一个紫色的半球状物体,但因为反光还看不太清楚,我想,这大概是一只洋葱。可为什么一只洋葱会在这里呢?我感觉到我必须要一个答案,这和之前提到的白色物体不一样,紫色物体是需要答案的。我走近,它已经在我的脚下了,我却仍然没有看出这是什么。我逐渐地弯下腰想看个仔细,在离它非常近的时候才终于豁然开朗——这是一片紫色的太阳镜镜片。
但我还是要感叹,它真像洋葱啊!有的地方紫色明显,有的地方则几乎透明,我不能想象比紫色太阳镜镜片更像洋葱的东西了。但如果说为一片流落到公园里的小树林的洋葱编一个故事比较困难的话,太阳镜镜片的故事则比较显然了:有一个人戴着一副紫色的太阳镜来到公园,但因为质量不好,一个镜片脱落了,掉落在地上,那个人当然不会捡起来,但他也不会直接把眼镜也丢在地上,而是继续往前走,把只有一个镜片的眼镜摘下来拿在手上,丢进最近的一个垃圾桶。
不管怎么说,这可不是天天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从这里走过这么多回,还是第一次见到有颜色的、有趣的、不属于这里的物品,何况好不容易走过来看清楚这是什么,不能就这样走过去。我没有经过多少思考就知道我将要干什么了——我要把这个镜片踩碎。镜片躺在平整的土地上,适当的弧度形成了坚固的拱形结构。我用一只脚踩了几下,它纹丝不动。我有点儿急了,想用两只脚站在上面,可惜镜片太小了。我使劲跳了几下,重重地跺,镜片终于碎了。幸好周围没有人,否则看见我忽然在小树林里原地起跳不知会怎么想。而且,要是我不管怎么跺那镜片都不碎的话,我可真要气急败坏了——我决定把它踩碎之前可没有考虑这么多,回想起来这个决定还是有点儿轻率。
我把镜片踩碎之后当然就走了。可这事儿还没有结束,第二个星期六走过这里的时候,碎成七八块的紫色镜片仍在那里,第三个星期、第四个星期同样。清洁工要是总不光顾这里,我岂不是要每周都和这些碎片见面了?可又一个周六下午,碎片不见了。再也没有机会和我见面了,我想。在镜片躺在这里的这么长时间里,肯定也见了不少人,不知他们会怎么编这个故事呢?他们之中肯定也有把它当成是洋葱的,毫无疑问。但一片完整的镜片正如我刚才说的故事一样容易解释,碎的镜片就不一定了。他们会不会想到,把镜片丢在这儿和弄碎它的不是同一个人?他们会不会想到一个无聊的人会跳了好几下才把这块树脂镜片踩碎?或者他们的故事会是这样:两个人在小树林打斗,其中一个一拳打向另一个人的眼睛,后者戴着的紫色太阳镜碎成几片落在地上,说不定还有几片扎进了他的眼睛,一路流着血逃跑了。不过这样的故事未免过于离谱。更大的可能是,很多人虽然看见了地上有一些紫色的东西,但继续他的路,完全不去想,很快就忘记了,这个故事也结束了。
但在那些碎片消失之后,我也经常想起它。咱们毕竟见了这么多次面,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它很有趣,而且还是我把它弄碎的——就算它是一个人,经过几次约会后分手,我也当然不会轻易忘记。我的想象力有限,以后虽然不能每次看到洋葱都想到它,但是我看到紫色的太阳眼镜还是会想到它的。话说回来,如果它真是洋葱,我或许不会对它那么感兴趣;或者,如果我第一眼见到它就看出它是镜片,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兴趣。最开始的误会是美妙的,甚至对它对我的吸引力大小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个现象并不新鲜,例如斯万之恋:奥黛特与波提切利画里的Zipporah的相似之处几乎是斯万对奥黛特之爱的全部理由,这理由之所以有力,就在于它和奥黛特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紫色镜片并不知道,它像洋葱这个念头从来没有从我的潜意识中消除。不过,如果紫色镜片有了意识,知道了我感兴趣的不是它,而是它像洋葱这个想法,想必也不会太生气:它或许会为自己是洋葱的替代品感到高兴,毕竟,它永远不会是我流泪的原因,相反它是会保护我的眼睛的。
用爱情来解释当然是很好的想法。相遇,将它踩碎,又将它遗弃在地上,直到被别人带走和其他垃圾一起压成碎片——这让我觉得我是它生命中的关键人物,除了那个最先将它丢在这里与我相遇的那个人以外。与此相应的,它也是我生命的一个特殊的眼镜片。我愿意相信它从来不会对我的所作所为生气:作为一个镜片,它能够被人感兴趣,能拥有一篇为它而写的文章,应该是很幸运的吧——它追求的怎么可能只是一辈子躺在眼镜框里呢?
迎春花
一句话就可以叙述:连日大雨,教学楼最高层五楼的栏杆正中,挂着一把黄色的雨伞,像一朵迎春花。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雨伞挂在天井的护栏上,当然也可以看作是走廊的扶手。这是一个四方天井,从我通常走的楼梯上楼,正是在雨伞的对面,因此我可以看到一个对称图形。有如此艳丽的颜色在对称轴上,自然是令人印象深刻。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我每次观察几乎都可以看到那把雨伞,只有少数几次不在;而雨伞的位置、挂的姿态从来没有变过。雨伞的配色是非常成功的,至少凭我对色彩的分辨能力,和一朵普通迎春花的颜色没有任何差别。
这个时候可以出现一句常见台词了:我感觉到我必须把这件事写下来。我当然不会高度美化这一行为,这从来不是我的工作。但我太爱这个颜色了——我是在多次观察这把雨伞中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的。其原因我说不清楚,与迎春花、雨伞自然是有关联,但更重要的还有许多美好的联想:这个颜色穿在一个小女孩身上会多么漂亮!
不得不感谢这把雨伞——从前,我大概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颜色不仅仅是属于迎春花的。这毕竟只是一个颜色,可以出现在调色盘里,可以出现在照片里,更可以用取色工具轻轻一点,存在于RGB码中。但如果在一个人身上的话,我难以想象除了小女孩以外,谁可以承担起这样的纯净——我爱的无非是这个联想罢了。
这种冲动无疑是长期存在于我的身体中的,我相信我也不是唯一一个——我随时愿意用几万字来描述一个小女孩的形象以及她在我心中唤起的感觉。我的重点在于,这种感觉非常稳定,强度适中,既不会危险到让我疯狂的地步,也从来没有淡化。随时随地,我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小女孩翩翩起舞的画面。一朵迎春花或者一个穿黄裙子的小女孩,我决不能称之为“忙碌生活中的一点放松”,也无法产生与性有关的联想;我不是艺术家,不能把我的感觉画下来,不能为此写一首诗或一首歌——这种冲动对我来说简直一无是处,我对它也无计可施。我有时真想抱怨,美,许多美的东西,居然可以单纯地存在,以一种几乎令人厌烦的方式盘踞于人的意识之中,以一个念头的形式定期无言地声明其影响力——根本无法抗拒,让人别无选择地与其共生,永远不能彻底地过所谓“化外之人”的生活。
哲人或许要说,我现在所感受到的定义了我的存在,要将迎春花的颜色和我绑定在一起,我也只能接受了。我身边必定有很多人看到了那把雨伞,他们并没有觉得必须要把这件事写下来:这在大多数人无意识的情况下创造了一种差异,终归是可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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